▲快庆“不动明王坐像”（镰仓时代）坐头阵 拉开神秘的醍醐寺珍宝展

　　由日本真言宗醍醐派总本山醍醐寺、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上海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艺术珍宝展”于2016年5月10日下午在上海博物馆揭开面纱。

　　作为普通中国观众来说，醍醐寺是些许陌生的，也不知道佛教信徒们有没有听说过，造成这样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它们的文物太少太少出来展出的缘故。

　　讲真，现在是“酒香也怕巷子深”，从醍醐寺自创立发展的1142年的时间里，它们所收藏的雕刻和绘画等文物此前只出过一次国门，唯一的一次是在德国，这次醍醐寺首次把它们的收藏品带到中国来展出，也可以真正算得上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所以这也难怪上海博物馆的这个开年首展要“未展先热”了：如此千年难遇，当然早就被魔都的小伙伴们刷爆了朋友圈。

　　据说日本有着非常严格的文物保护及展出政策，连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都要把此次展览作品称之为“梦幻清单”。这份“梦幻清单”里，包括醍醐寺的13件日本国宝、31件重要文化财在内的90件展品，将在上海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先后展出。首站上海博物馆展出文物64件/组，其中日本国宝有6件，重要文化财则有24件，两者比例相加占到展出文物近一半。

　　上博方面也透露说，出于文物保护考虑，因为这些多为年代久远、材质脆弱的纸质或绢地经书和佛画，将采用前后四周替换的方式展出，隔一段时间换一批展品，正在成为博物馆中常用的方式，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展览你也起码要跑上两遍，才有可能全部看全。

第一部分“醍醐源流”：就是告诉大家醍醐寺这座千年古刹是怎么来的 师承关系又是如何的

　　世间最高美味“醍醐味”是个什么味道？

　　“醍醐”这词，直接让人联想起“醍醐灌顶”这个成语。但其实，随着佛教的传入，早在南北朝时期，“醍醐”一词便在佛经中出现过，只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直到了唐代，随着佛教密宗的盛行，“醍醐”才随着“醍醐灌顶”一词的出现而广为传播，日本僧人空海作为遣唐使来到中国，在青龙寺拜惠果为师，学习“金胎不二”之法。密宗从中国传播到日本后，空海创立日本真言宗，也称为“醍醐派”，以京都东寺为传法中心，称为“东密”。在公元874年，空海的第二代弟子圣宝在京都建立的真言宗总寺院也以醍醐寺命名。

　　这可能是“醍醐寺”一名如何由来的官方说法。当然，对于“醍醐寺”如何建立的，还有一个更为有意思的传说。

　　据《醍醐寺缘起》中记载，日本贞观十六年(874),来自奈良的僧人圣宝在京都周边的群山中寻找建立寺庙的理想处所，终于在京都东南郊的笠取山上看到五色祥云，圣宝心想此祥云之下正是建立三密瑜伽法城的净域，于是奋力攀登，来到山顶的一处平地，眼前争然出现一白发老翁，老翁捧起地下涌出的泉水边饮边赞叹道：“呜呼，醍醐味!”　

　　▲传说中被笠取山山神赞叹为“醍醐味”的醍醐水

　　▲醍醐寺境内图

　　在佛教五味之中，醍醐被称为五味之最，世间的最高美味。而这位老翁向圣宝自称是此地山神，又称此山是佛祖传法的圣地。于是公元874年，圣宝在山顶造草庵供奉准提、如意轮两观音像，这便是醍醐寺的起始，之后在醍醐、朱雀、村上三代天皇的庇护下，该寺建筑逐渐完善，山上(上醍醐)的根本六堂与山下(下醍醐)的释迦堂、三昧堂、五重塔等相继建成。

　　时隔千年，我们可能很难去想像当年被笠取山山神赞叹为“醍醐味”的醍醐水到底是个什么滋味。而坐落于京都市东南部的醍醐山的醍醐寺，在一千多年的发展中，经过不断扩建，成为庭院殿堂齐备、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群，1994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醍醐寺缘起（日本国宝）纸本江户时代(17世纪)纵33.1厘米，横748.7厘米

　　这件展品《醍醐寺缘起》全一卷，便记载了醍醐寺创建及寺名“醍醐”的由来，包括诸佛殿的建造，准提观音的灵验故事，以及开山祖师圣宝的传记等。《醍醐寺缘起》由不同时期形成的记载集成而来，现在的体式是十二世纪初整理形成的，它是记载醍醐寺初创时期历史的贵重资料。

　　▲弘法大师像 木雕彩绘/江户时代 宽文七年(1667)/高83厘米

　　佛教艺术在日本的传播与展开，经历了飞鸟、奈良时代(593-794)：佛教的传入普及阶段;以及平安时代(794-1192)：佛教的日本化阶段。

　　平安时代，南都六宗渐衰。于是这样背景下出现了两位奠基平安时代佛教的僧侣：最澄与空海。他们在804年同时入唐求法，学成回国后，分别在日本创立天台宗与真言宗，形成了日本新兴佛教的两大教派。

　　谈起日本密教真言宗的创始人弘法大师空海，也是蛮励志的。据《日本文化物语》所载，同样身为新佛教开山鼻祖的最澄与空海，有不少共通点。首先，两人均于804年渡唐，但最澄是公费“还学生”身分，而空海是自费“留学生”身分。“还学生”与遣唐使一起渡唐，一起归国；“留学生”通常必须在唐国滞留二、三十年，从基础开始学起。理所当然，两人在唐国所受的待遇也是有区别的。最澄在唐待了八个月半，与遣唐使共同归国；空海则在唐学了整整两年密宗后，才踏上归途。

　　▲《大日经》开题（日本国宝）纸本平安时代(9世纪)纵29.2厘米，横290厘米(横屏观看)

　　除了是日本真言宗的开山祖师之外，空海还有另一身份：平安时代初期代表性的大书法家。

　　从这卷非常珍贵的空海手迹《大日经》开题，就可以看出他潜心佛学的热情。这是他选择要摘抄写成的亲笔草稿，卷首、卷尾均残缺，在卷子后补的部分题有“大日经开题/高祖御手跡”的题记，所以叫作《<大日经>开题》。

　　此卷书风多样，由楷书、行草等多种书体写成，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处也多写满文字，且多有涂抹改正的地方。手卷由素纸、淡墨色的纸、废旧纸张等连缀而成，看来并非一次性写成，而是空海在研读《大日经疏》的过程中所作备忘摘要集成的草稿。

　　▲血脉谱纸本江户时代 明历二年(1656)各纵156厘米，横92厘米

　　真言宗自平安时代以来，大致分为以仁和寺为中心的广泽流和以醍醐寺为中心的小野流两个流派。

　　展品《血脉谱》就是小野流的一本“家谱”，它就记载了小野流的法脉传承，将师父把佛法传与弟子比作血脉流传，自大日如来开始，经过醍醐寺开创者圣宝，一直到近世的醍醐寺历代法统，通过这两幅脉络图详细展现出来。

　　▲宋版《一切经》（日本重要文化财）(横屏观看)

纸本南宋(12世纪)每帖纵29.6厘米，横11.7厘米(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这件宋版《一切经》又称为《大藏经》，是由建久六年(1195)俊乘房重源奉献而来。

　　俊乘房重源在醍醐寺出家，追随弘法大师的足迹曾三次入宋求法。据《日吉山王利生记》卷第七记载，在博多津前通事李宇的协助下，重源于公元1194年十一月得到《一切经》，次年奉献给醍醐寺。在当时，重源求取宋版《一切经》其实是一件大工程：不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更需要对宋朝内部情况的了解以及往来两国的贸易商人的帮助，由此件文物也可见重源与自己出身的寺院醍醐寺间的深厚缘分。

　　福建福州在宋代曾有两座寺院刊刻过《大藏经》，分别为东禅寺等觉院刊刻的《崇宁万寿大藏》和开元寺刊刻的《毗卢大藏》，这两部经被称为福州本或闽本。

　　醍醐寺藏宋版《一切经》现存六千零九十六贴，其中除《大般若经》六百五十五贴为开元寺版，其余《一切经》皆为东禅寺版。

　　醍醐寺宋版《一切经》每函约十帖。经书刻成每行十七字格式的六行折帖，以绀色的纸张装订。这种每行十七字和折帖的形式，成为后来宋、元、明、清各朝官、私版本大藏经的规范格式。

▲醍醐寺与修验道 

　　日本僧侣将山林作为圣域并在其中修行，将佛教与日本固有的山岳信仰、神道教相结合，这被称为“修验道”。修验道的实践者也被称为修验者或山伏。

　　“修验道”自奈良时代成立，平安时代以后开始盛行起来，室町时代，修验道分为真言宗系之三宝院流(当山派)和天台宗系之圣护院流(本山派)。当山派将据传复兴大峰山修行的圣宝作为祖师，到了16世纪末，醍醐寺三宝院门迹成为当山派栋梁，开始统率日本全境的当山派修验者。

　　▲《山中秘所图》江户时代 天明七年(1787年)

上：纵36.9厘米 1010.4厘米 下：纵36.9厘米 1055厘米

　　《山中秘所图》就是体现醍醐寺与修验道关系的一幅收藏品。它由上下两卷构成，标示出当山派行者修行巡礼的路径。上卷抬头记载有天明七年(1787年)时年15岁的三宝院高演的序文，文中赞叹由理源大师复兴的进山修行的道路上行者众多的繁盛景象。

　　文中还记述描绘山中修行场地与其间里程的图绘虽有流传，但时间久远也难得一见，所以前贤超昇寺的俊海法印也感叹于此，发誓宁愿粉身碎骨也要保存好此两卷《秘图》。